九游会j9很多人认为，举办大型体育赛事不仅能吸引当地居民对运动的关注 ，还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育设施，从而提升全国范围内的居动参与率。但目前为止并没有来自学界的切实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说法。一些学者将其归咎于所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失败。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东道国政府对群众体育发展的长期规划和多部门协同对持续增加居动参与率至关重要。要交付大型体育赛事的遗产，东道国需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与赛事形成联动，而不能仅寄希望于大型体育赛事本身（Chalip, 2014）。由此，本文尝试在现有学术文献的基础上，简述伦敦2012奥运会、温哥华2010冬奥会和悉尼2000奥运会筹备期间主办国的体育政策，并对未能实现提高居民参与运动水平的遗产目标进行归因。
学者们对于奥运会提升居民参与运动水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这一案例上（Shi & Bairner, 2022）。英格兰体育协会（Sport England）发布的活跃人群调查结果显示，自2005至2014年，英格兰的居动参与率仅在2012年举办伦敦奥运会时有明显激增，但赛后就滑落至只略高于赛前的水平。研究人员在进一步探究中发现，伦敦奥运会对不同社会群体在参与运动方面的影响并不均等。Chen and Henry （2016）在一项对莱斯特郡的实证研究中声称，奥运会仅对原本就习惯于运动的人产生了正向影响，增加了他们运动的频率。同时，从前有过一定的运动经历的人群更有可能受到奥运会的鼓舞，并重新开始运动（Pappous & Hayday, 2016; Kokolakakis & Lera-López, 2020, 2022）。除开运动习惯方面，运动参与率的变化在不同人群中的呈现也存在显著差异。性别、年龄、职业、种族等都是影响居动参与率增量的因素。16-24、55-74岁、女性、少数族裔、有房和从事顶尖职业的人群受到伦敦奥运会的与参与运动相关的积极影响更多（Kokolakakis et al., 2019; Kokolakakis & Lera-López, 2022）。
毫无疑问的是，英国政府并未通过筹备和举办奥运会来实现其“激励一代人参与体育”宏大目标。花费超过87亿英镑的奥运遗产计划在提升居动参与率方面却鲜有成效。这一事实固然令人诧异。但当我们考虑到筹备伦敦奥运会的巨大开销对当地群众体育发展的冲击时，提升居动参与率的奥运遗产计划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Girginov and Hills（2008）指出，国家彩票资金作为英国群众体育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被大量挪用以负担不断上涨的奥运成本。在国家层面，这导致了英格兰体育协会和威尔士前矿区分别损失了6500万和1.07亿英镑用于激励民众积极锻炼的专项资金。在地区层面，作为举办奥运会的五个行政区之一，Waltham Forest特区的部分体育设施也由于国家彩票资金的削减而无力支付每年的维护费用，从而被迫关闭。
提升居动参与率的奥运遗产计划的失败似乎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筹备伦敦2012奥运会本身的失败，除去奥运会高昂的筹备成本外，英格兰在奥运会筹备期间财政紧缩的大环境下的体育政策也对居动参与的需求和供给产生了显著影响。
事实上，自2007-2008年金融危机后，英国的经济进入了衰退期，并于2008年底开始逐步出台了一系列财政紧缩政策。“激励一代人参与体育”的奥运遗产计划不得不被搁浅（Gibson, 2011）。同时，由于地方公共福利开支的大幅缩减，地方政府在群众体育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逐渐模糊，导致体育场馆和服务的总供给减少，私营企业占据了大半的市场份额（King, 2013, Harris & Houlihan, 2014）。这对群众体育的普及推广，尤其是在经济中，造成了负面影响（Gérard et al., 2020）。Widdop et al.（2018）指出，2008-2014年间，低收入群体的运动参与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紧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不同收入水平的社会群体间在参与运动的机会方面的不平等（Parnell et al., 2015）。
此外，英格兰群众体育自上而下的治理成效也一直不容乐观。Brown and Pappous（2022）指出，2005至2016年间，英格兰体育协会先后在40多项运动的推广上投入了约10亿英镑，但最终只有4项运动的群众参与度呈上升趋势，且其中两项运动从未获得过资助。英国议会的报告（2023）显示，2016年至2019年间，英格兰体育协会共在群众体育方面花费了15亿英镑，但同时期英格兰积极锻炼的成年人口比例仅提高了1.2%。
学界对英格兰群众体育的治理体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中一个共识是，体系内部上下级组织间利益冲突和畅通的沟通渠道的缺失是制约政府达成其扩大体育人口规模的政策目标的因素（Harris et al., 2009）。社区体育俱乐部本应发挥重要作用。但受到体育场地和设施、教练员和志愿者数量的限制，俱乐部无力满足奥运会前居民攀升的参与运动的需求（Hayday et al., 2017）。况且运营成本和资金保障始终是非公共体育组织在配合实现上级体育组织的战略时考虑的重点（Macrae, 2017）。由此，俱乐部出于商业化运营的考量与英国政府将体育作为公共福利的计划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利益冲突（May et al., 2013）。Hayday et al.（2017）认为，上下级组织的目标缺乏一致性、以及俱乐部缺乏实现上级组织预设目标的能力，这两个因素共同导致了部分俱乐部对政府扩充体育人口的计划产生抵触的态度。而缺乏多方合作，尤其是中央与地方间的合作，被认为是英国体育遗产计划及后续群众体育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Girginov, 2012; Ramchandani et al., 2019）。
尽管加拿大政府早在2003年温哥华赢得2010年冬奥会举办权之前，就已经通过出台一系列的体育政策从国家层面认可了群众体育的重要性（Comeau, 2013），但温哥华2010年冬奥会仅在赛前和赛后短期内对温哥华当地居民参与运动的水平产生了较小的影响。而不是如加拿大政府期盼的那样持续提升整体居民的运动参与率（Perks, 2015）。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综合社会调查显示，1998年到2005年，15岁以上的加拿大居民的运动参与率从34%下降到28%。在随后筹备温哥华冬奥会的五年间，这一趋势并未扭转。2010年这一数字为26%（Canadian Heritage, 2013）。
纵观加拿大的群众体育政策方面，即使是在温哥华2010冬奥会筹备期间，加拿大联邦政府提出以冬奥会为契机提升全国居动参与率的背景下，联邦和地方政府也从未有过有效的政策工具出台，这一现象甚至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这可能才是导致温哥华2010冬奥会筹备期间居动参与率持续下滑的根本原因。
1987年颁布的《国家娱乐声明》中将群众体育发展的义务下放给了各个省级政府。2002年的《加拿大体育政策》和2003年的《身体活动与体育法案》都明确了联邦政府要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置于同等地位。但“扩大体育人口规模”这一指标仅占相应的国家体育组织的考核比重的5%。地方政府在实现国家群众体育战略方面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008-2012年体育参与战略》中不但依然体现了地方政府在群众体育上相较于联邦政府的主导权，也缺乏对地方政府执行政策效果的相关评估指标（Donnelly, 2013）。
从地方群众体育政策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在冬奥会的举办城市温哥华，当地政府也没有为不同群体有针对性地颁布相应的体育政策，导致扩大体育人口规模的目标难以实现（Derom & Lee, 2014）。此外，由于来自省级政府的预算削减，当地政府能够提供的，让下层民众能够负担得起的体育产品和服务也大幅减少九游会j9，致使这一群体参与运动的成本激增，变相减少了他们参与运动的机会（Gruneau, 2010）。Donnelly et al.（2008） 认为，除非通过新建体育设施来满足新体育人口的运动需求，否则很难依靠举办冬奥会来让更多的居民积极锻炼。然而，事实上，为冬奥会所修建的体育设施往往会在赛后移交给竞技体育部门或者是由于高昂的维护成本而被迫关闭（Doneelly, 2013）。
在国际奥委会于2003年7月4日正式将“遗产”这一概念引入奥林匹克运动之前，悉尼和其他申办城市已经就举办奥运会带来包括群众体育发展在内等潜在的积极效益这一事项作出承诺。具体来说，通过举办奥运会让更多人参与体育更像是悉尼作出的政治承诺，以换取其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对其申办决策的支持。在悉尼提交的申办文件中，群众体育发展仅仅被归类为奥运会带来的长期效益之一，甚至都没有囊括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新南威尔士州发布的悉尼奥运会社会影响力分析报告中（Veal et al., 2012）。作为主办方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也并未在赛前颁布任何关于促进群众发展的战略规划（Hodgetts et al., 2016; Reis et al., 2017）。悉尼奥运会只在短时间内引起了人们锻炼的冲动，但却并没有使他们转化成实际的行为（Bauman et al., 2015）。
与其说悉尼2000奥运会并未给澳大利亚带来运动健身的热烈氛围，不如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奥运会筹备期间过于重视竞技体育而忽视群众体育发展的政策导向导致了群众体育设施和服务无法满足居民激增的运动需求。
回顾澳大利亚在90年代的体育政策不难发现，自1993年悉尼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到2000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体育政策及经费分配进一步提高了竞技体育而非群众体育的优先级（Green & Houlihan, 2005）。不过，这一趋势并不是源自于筹办奥运会，而是延续了澳大利亚政府自1972年就实施的竞技体育优先的长期规划（Horton, 2015）。换言之，奥运会本身并未对其国家层面的体育发展战略方向产生任何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对于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投入已经呈现两级分化的状态（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99）。在此背景下，大部分联邦体育资金被用来筛选和培养职业运动员(Horgan & Norton, 2000)。1999-2000年度，群众体育发展经费仅占联邦体育经费预算的10%（Green & Collins, 2008）。体育发展资金分配的两极分化和提升居动参与率的奥运遗产规划的缺失使得悉尼奥运会对居动参与的影响微乎其微。
政府往往会通过承诺提升居动参与率来获取更多的对花费数亿乃至数十亿美元来承办奥运会的支持，但奥运会本身似乎并不会直接导致人们更加积极地锻炼（Reis et al., 2007）。提升居动参与率相关计划的实施受限于由多层级政府、体育部门、市场、和社区组成的网络中（Thomson et al., 2021）。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如经济衰退、资金分配和无法承担的体育设施建设的巨额费用等。群众体育的发展在政府议题中也不具备较高的优先级，通常需要让位于其他问题（House of Commons: Media and Sport Committee, 2007）。
同时，各个国家自上而下的群众体育治理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沟通渠道阻塞问题也妨碍了实现提高居民参与运动水平的奥运遗产目标。基层体育组织承担着供给高性价比的体育产品和服务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中，它们的意见总是不会被考虑在内。结合上述的群众体育发展的低优先级，一方面，地方政府不会花费过多精力在群众体育上；另一方面九游会j9，基层群众体育组织无法得到有效的政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未能提高居动参与率这件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这个角度看，提升居动参与率的奥运遗产计划的失败不仅意味着举办奥运会的一部分失败，还意味着举办国在奥运会筹备期间的群众体育政策制定和实行方面的失败。在停止寄希望于举办奥运会来增加居民参与运动水平的同时，举办国应结合各地区实际情况九游会j9，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地群众体育发展的长期战略，促进各层级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充分利用举办奥运会所带来的节日效应，增强居动需求的同时保障居民所需体育资源的供给，以期达到居动参与率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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